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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牛江湖

April 11

生于七十年代的尴尬——如今的江湖已不是我们的江湖!

 


尴尬一:好不容易考上大学,却发现不仅国家不包分配,连本科文凭都不值钱了.

尴尬二:千辛万苦进了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正赶上人家下岗,新人又怎么了!

尴尬三:97年,全国取消福利分房,那个时候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刚刚参加工作。

尴尬四:小时候教育要做个诚实孩子,成年后却不得不抽假烟、喝假酒、说假话,上了拿假文凭人的当,在假发票上签了字,最糟心的是,看场足球,都是假球。

尴尬五:计划经济的教育绝对抹杀个性,谁要和别人不一样,老师不答应,同学也
不放过。然而时过境迁,社会却需要有个性的青年一代,素质教育嘛!

尴尬六:一看到现在的高考心里就堵得慌,又是警察开道又是休息室伺候,真是今非昔
比!此外,当年无人过问的成长的烦恼,如今成为正儿八经的事放在学生的身上,而那
时严加制止的早恋追星,现在也很宽容地"正确引导"了。

尴尬七:美好的生活属于谁呢?二十年前,
"属于我,属于你,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二十年后,1980S初生牛犊不怕虎,谁都
没把七十年出生的人放在眼里。

尴尬八:七十年代出生的人在六十年代人眼里是叛逆的一代,而在八十年人眼里,他们
和四五六十年代人一样,统统落伍

尴尬九:出生在一个讲理想的年代,却不得不生活在一个重现实的年代,是这一代人最
大的尴尬。

生于七十年代,是最后一拨这样的人:
是最后一拨对这样一句话耳熟能详的人--"为革命--保护视力,眼保健操--开始
……";
是最后一拨男女生明明互有好感,却故作嫌恶状,在课桌上刻三八线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小时候写作文时,言必称--"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或"改革的春
风……"之类的人;
是最后一拨学校开会一冷场有事没事就开唱"没有花香,没有树高"
是最后一拨这样的女孩子--春风越吹越暖,明明早就心痒难搔,却硬着头皮按兵不动
,互相观望,最后都快放暑假了,实在熬不住了,才约好第二天同时穿裙子,谁说话不
算数谁是小狗;

是最后一拨在接受计算机启蒙教育时,还见识过BASIC语言的人;
是最后一拨有过小时候要到别人家看电视,死活赖着不肯回家,被爸妈打的经验的人;

是最后一拨过六一节还必须找齐了白衬衫、蓝长裤的人;
是最后一拨和泥巴、过家家、弹弹子、拍画片,背着军用水壶,揣着茶叶蛋春游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小学劳动课上还去打扫厕所、捉苍蝇老鼠的人;
是最后一拨对五讲四美三热爱倒背如流,但始终也没搞清楚什么时候才能练成四有新人
的人;
是最后一拨告诉自己,要有理想有信念,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走在路上看见方格子地
砖想着跳房子,跳橡皮筋的时候唱"我爱北京",每个月存5元指望小学毕业去看的人;

是最后一拨看过黑白小人书《岳飞》,《丁丁历险记》,《烈火金刚》,《七剑下天山
》的人;
是最后一拨享受过最纯最动人的日本动画片,到八十岁仍能张口就来一段《铁臂阿童木
》主题歌,到九十岁仍记得《森林大帝》里的小狮子LEO、花仙子和李嘉文、咪咪、来
福、娜娜小姐、蓝精灵和格格巫、龙子太郎、一休和小叶子、新佑卫门,自认为曾看到
过最好的动画片的人;

也是最后一拨享受过品质最佳的国产动画片的人--《九色鹿》我们看一回感动一回,
《天书奇谭》让我们第一次明白了狐狸精是什么东东、《大闹天宫》让我们初具审美情
趣,《没头脑和不高兴》寓教于乐,《大林和小林》够曲折,《哪吒闹海》豪气冲天。

是最后一拨当年在看了《排球女将》后,逢中日排球赛就紧张万分,生怕日本队真练成
了睛空霹雳、流星赶月,抢走中国女排的五连冠的人;
是最后一拨看全了山口百慧的《血疑》系列,天天查看自己手臂上有无红点、担心自己
也得白血病的人;(呀,怎么尽是日货,不好意思,不过,当年的哈日族可真比现下的
心境纯明多了。)

是最后一拨有幸目睹过香港无线的诸多武侠剧的人--当时是小学的年纪吧,再小一点
的就看不懂了。看《射雕》里的翁美玲让我们把早逝的她奉若神明,《绝代双骄》又让
我们成了梁朝伟的终身影迷。那个时期的金剧和古剧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是最后一拨还曾为费翔意乱情迷,深深同情他白白地担了大兴安岭火灾罪责的现在还算
是年轻人的人;
是最后一拨在中学毕业时都要含着眼泪唱小虎队的《骊歌》中的"南风又轻轻地吹送,
相聚的光阴匆匆……"和《再见》中的"请相信我们明天一定会再见,就像白云离不开蓝
天……"的人。

22岁的时候,你毕业了,你第一份工作的薪水是1500块,转正以后变成2000块。工资总花
得一分钱不剩,盼着发薪的日子。过了一年你跳槽了,工资变成3000块,你穿的衣服开始
变贵了,吃的东西开始变好了,不过有一样没有变,工资还是花得一分钱不剩。这时候你
谈恋爱了,你为了交女朋友,一个月要向朋友借1000块,她还是嫌你钱少,把你揣了。好
不容易找个邻家女孩,感情甚好,学会了生活,一个月居然能存1000块,没想到在你憧憬
未来的时候,她家里人不同意,把你们拆了。于是你发奋图强,终于工资涨到了6000块,
变成白领,开始泡酒吧,追美女,给人家100块的小费。某一天,在街上碰见甩你的前女友,
很奇怪自己当初怎么会看上她,她是那么的没品味。

30岁的时候,你有了10万块存款,不过你觉得很疲惫,想找个地方,可以踏实地睡。于
是你结婚了,存款变成了贷款,每月还要还上4000块,不过你和妻子的工资加起来有1
万块,你一点都不觉得累。一晃几年过去,你还清了贷款还存了5万块,你的孩子也长
到六岁,你不希望他重复你的生活,于是想送他到外国,可是人家一张嘴就是20万,你
心里暗骂"这帮黑心的老外"。愿望虽好,没钱也是白费,你的孩子还是在国内,一直长
到22岁。
60岁的时候,你退休了,儿子要结婚,向你要了40万块,你没嫌多,反到觉得花在自己
儿子身上,比送给老外实在。过了一年又一年,你对数字不再敏感除了自己的年龄。有
时候你躺在床上还在想,我怎么还这么结实,是因为我补了钙还是上帝希望我健在。
终于你安息了,墓碑上刻着你生活的年代197X--205X
December 26

罗孚:南汽的筹码

罗孚:南汽的筹码

    《财经》杂志/149    2005.12.26

 

政府身影频现于南汽罗孚并购的背后,是在工业格局大调整历史进程中,各地方政府为从中国汽车未来版图中夺得一席之地做的最后努力

 

本刊记者 田启林 发自上海

   本刊特派记者 何华峰 发自伦敦

 

  两家中国大型国有汽车企业,相距不过300公里,将英国老牌汽车公司罗孚分而食之之后,又各自宣布将凭借手头的“罗孚遗产”,开始自主品牌汽车的制造,并不约而同将新车下线时间定为2007年上半年。

  “我们将争取在2007年上半年下线(新罗孚75MG75,作为给南汽成立60周年的献礼。”近日,南汽集团董事长王浩良履新以来首次面对媒体,便语出惊人。

  在接受《经济参考报》采访时,他表示,南汽集团目前已针对罗孚项目(项目代号“566”,意指南汽集团在200566日最终做出收购罗孚的决策)成立决策组和指挥部,并从南汽跃进、南京菲亚特、南京依维柯等整车公司抽调了一批高管,进入“566”项目工作组;同时,向海内外发布信息,招聘公司总经理、财务总监、营销总监和技术骨干等高管人才。

  此前不久,上汽股份发言人朱湘君也对外宣布:“按照原来的规划,我们正在稳步推进整车项目和关键零部件项目,最晚2007年初,第一款车应该能够下线。”

  由于当事双方上汽与南汽对于各自的“收购清单”各执一辞,罗孚与普华永道又三缄其口,时隔五个月之后,再来回顾“分食罗孚”的故事,虽然仍有太多的细节和内幕未曾揭开,但真相与玄机已在相关各方的众说纷纭中渐次展现。

  知识产权疑云仍未消散——在上汽之后,南汽究竟买到了罗孚哪一部分知识产权,是整个故事中最引人关注的部分。

 

知识产权何在?

  早在2004年下半年,上汽以6700万英镑的价格,获得了制造罗孚2575车型的所有相关知识产权,以及在中国使用罗孚(Rover)品牌的权利。当时业界认为,罗孚最有价值的核心资产,即为其这两款高档轿车的知识产权,因此,上汽此番收购被普遍赞为“有选择、知进退”的明智之举。

  今年4月,罗孚因经营困境求救于上汽失败之后,其董事会将整个集团剩余资产交由普华永道托管。据普华永道公布的资料,当时剩余资产主要包括集团公司(MG Rover Group)、发动机公司(Powertrain)、跑车公司(MGSR)和一些次要资产,如采购公司(MG Rover Exports)、八个分布于欧洲的销售子公司、两家负责销售,以及售后服务公司(Phoenix Venture MotorsEdwards Cars)。

  今年722日,南汽以5300万英镑的价格成功购并的,正是这部分资产。

  南汽集团董事长王浩良将此次收购到手的罗孚资产,归纳为“14311”——“1”是买了一套完整的企业资产,包括MGAustin品牌;“4”是得到了4款整车的生产技术和设备(MG75MG45MG25MGTF跑车);“3”是3个系列发动机(包括2.0升柴油机、2.0-2.5NV6系列发动机以及1.1-1.8N4系列发动机);还有两个“1”,是一整套先进的发动机研发设施和一个汽车自主品牌——南汽将借此申报建立国家级汽车工程研究中心。

  事实上,正如王浩良所述,罗孚集团所拥有的品牌不只有“罗孚”(Rover),更有“MG”和“奥斯汀”(Austin);南汽所购买的罗孚的非实物资产,主要集中于这一部分。其中,奥斯汀是英国古老的轿车品牌,但最近一次作为车标出现在车身上,已是1968年的事情。因此,除了品牌号召力,其对于南汽来说并无实际应用价值。

  “南汽拥有罗孚的知识产权的价值,应该主要集中在MG系列的几个车型上。”一位业内人士对《财经》分析。

  创建于1924年的MG轿车虽然没有罗孚“女王座驾”的显赫身世,但毕竟是英国最古老的轿车品牌之一。与媒体此前的报道不同,MG品牌并不仅仅生产跑车MGTF型车,同时还有MGZRMGZSMGZTMGZT-T(此款车为MGZT的旅游型车,是MGZT的再升级版本)、MG-EXPRESSMG SPECIAL EDITIONMG特别版,即MG XPower SV型车)等其它六种非跑车的主要车型。

  然而,MG系列车型中并无“25”、“45”、“75”等编号,王浩良却将“南汽收购到生产技术与设备”的四款整车型号表述为“MG75MG45MG25MGTF跑车”;业界人士分析,其中可能存在两种情况。

  其一是口误,即将Rover25Rover45Rover75误称为MG25MG45MG75。“由于王浩良并无汽车行业背景,出现口误不是不可能的。但是,Rover45的知识产权已被丰田收回,连付出了6700万英镑的上汽也表示自己拥有的只是2575两款车的知识产权。因此,南汽如此说法,令人迷惑。

  其二,南汽为收购到的MG系列车型套用了Rover系列车型中的“25”、“45”、“75”编号。“结合目前情况看,这种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业内资深人士认为。

  普华永道接受罗孚托管之后,曾以非正式的方式发布了一则消息,称上汽只获得了隶属于罗孚(Rover)品牌的部分知识产权,并不包括那些同时也为MG品牌所共享的技术。而南汽此番为MG车型套用Rover车的编号,很可能是因为“它们之间存在着共享知识产权的对应关系”。

  业内人士认为,这种说法也许可以解释当初罗孚为何会放弃最有利的、以核心技术入股的方式,而向上汽出售Rover系列车型的知识产权。有专家指,“同一份知识产权由RoverMG分别持有,这也许就是罗孚当时留下的‘后手’”。

 

举足轻重的谈判筹码

  在业界看来,南汽收入囊中的最实在的资产,当数发动机厂Powertrain等实物资产;上汽亦曾为此“再度出手”,因为“这块资产风险最小,而且对将来生产自主品牌有帮助”。

  实力远逊于上汽的南汽,在收购时间比上汽晚了整整一年、新厂尚未奠基的情况下,仍敢提出要与上汽同在2007年上半年实现新车下线,其底气正是源于那些从大洋彼岸拆卸装船运回的生产设备。这些远在英国伯明翰长桥罗孚公司原址的主要设备和生产线,正被陆续拆卸装船,运回南京。拆卸工作计划在今年圣诞节前基本完成。

  “一部汽车,最精密复杂、最关键的部件就是发动机,它是需要单独一大批设备供应商和一个独立的制造工厂的。南汽得到了罗孚的整个发动机厂,并且已经把它全部拆卸转运回国,加上英国当年给罗孚做配套设备的供应商也基本完整地转手给了南汽,因此,只要有一定的资金支持,南汽的罗孚新厂就能立刻运转起来。”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财经》。

  反观上汽,虽然握有Rover系列车型的知识产权,但生产所需的设备,包括最关键的发动机生产线,目前都掌控在南汽手里。

  事实上,上汽已经在为当初的收购过于强调“技巧”而付出一些代价——因未能将Powertrain等实物资产收进自家,上汽推出自主品牌汽车的进程恐会延缓,投入也将倍增。例如,上汽将也许不得不花费数亿元,为罗孚2575车型重新定制生产设备,并借用集团旗下的上海幸福摩托车总厂的厂房,作为自主品牌发动机项目生产场地。

  此外一种分析指出,在相距不过两三百公里、同为国有企业的南汽已经拥有罗孚生产线及发动机生产线的情况下,上汽仍要坚持自己建设生产线,从产业角度看,也属“重复建设”。“目前最好的结果就是上汽与南汽合作,共享罗孚的生产设备。”CSM(亚洲)汽车总监张豫对《财经》表示。

  据业内人士透露,上汽目前确与南汽有所接触,其协商的内容则“与发动机生产有关”。王浩良也曾确认了此前的传言:“南汽与一汽、上汽的高层都有沟通”。

  从这个角度看,南汽收购这批“剩余的”实物资产,其意义不仅在于“缩短了新车下线的时间”,更在于增添了“与国内大汽车厂商讨价还价的筹码”。

 

“百亿赌明天”

  根据江苏省发改委对南汽罗孚项目的批复,该项目总投资28.15亿元,由跃进集团公司以其控股的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为实施载体,未来准备年产20万辆轿车、25万台发动机和10万台PG1变速器。

  据王浩良介绍,“现在整个项目投资30亿元,项目全部消化到建成,大约需要100亿至120亿元。”

  根据国内汽车行业2004年的排名,南汽列第11名,当年亏损总计超过3亿元。以其实力看,并无使用自有资金实现如此大规模投资的可能。王浩良亦不讳言“省市政府的支持”。

  接近南汽的消息人士也透露,“王浩良目前仍为省管干部,南汽的重大决策均由省政府拍板”。另据上海本地媒体报道,江苏省长梁保华在对南汽的视察中,也曾对南汽MG项目作出直接指示:“现在需要组织力量快拆、快建、快出产品。”

  据1221日国家发改委发布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钢铁、汽车等11个行业“产能过剩的问题比较突出”;发改委产业政策司司长刘治同时透露,国家正在制订汽车中长期发展规划和发展思路,其中,“调整目前汽车产业的布局结构和生产企业组织结构”、“大力鼓励自主品牌和自主知识产权”,成为首要的两条。

  江苏省、南京市政府的身影频频现身于南汽购并、整合罗孚事件中,其背后是工业格局大调整的历史进程中,各地方政府为在未来中国汽车版图中夺得一席之地做出的最后的努力。■

 

 

October 15

王元化和林毓生的往还通信

 
王元化 林毓生/文    《财经》杂志/总143期    2005.10.03 12:09

关于文明的物质化、庸俗化与异化的通信

王元化致林毓生

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我不禁想到赫尔岑那样的问题:“这是谁之过?”

毓生 先生:
  早就想写封信给你,但未得便。最近春节临近,照料张可的护工又走了,使我为之手足无措。你那篇文章的事,前在电话中已详,不赘。
  这里乏善可陈,令人郁闷。现和你谈点文化方面的事,去岁十二月中旬,几位热心朋友倡议在上海美术馆举办一次“清园书屋笔札展”,我同意了。展品是我用毛笔书写的拙著中的各片段,每幅二百字上下。目前媒体上所报道的文化活动不是为了炒作,就是带有广告性质。充斥在报纸、杂志、戏剧、电视、舞台上的,大都是一些低级庸俗的文字和图像。我已经老了,没有力气再做什么事,我想通过这次展览,也许多少可以显示出一种和只顾向钱看的消费主义和娱乐文化有所不同的文化氛围,但是我失败了。展览会办了约半个月,参观的人不算少,然而多半是来看热闹的,能够体察我那点用意和苦心的,恐怕为数寥寥。我放了留言簿在展览会上,希望来参观的人都能留下几句话。留言簿倒是写了不少,说好话的也很多,但也有不少人只是写下“某某某及其女友某某某到此一游”,或画上一颗心,某某某及其女友共同签名。自然也有人写出一些真实的感受,这只是少数。翻了几次留言簿,真是啼笑皆非,使我感到一种莫名的悲哀袭上心头。
  如果你翻阅一下我送你的那本《清园书简》(有一封我给你的信),你就可以发现大约是十年前,我被出版社邀请到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意外地发现,那些读者都是在人生、文化上有着追求的,他们的求知欲很强,品味也比较高,决不像展览会留言簿上所反映的那么无知、低级、庸俗。仅仅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我不禁想到赫尔岑那样的问题:“这是谁之过?”作为一个知识者,我们自然是有责任的。但这不能仅仅责怪知识者,这是我以前跟你说过的那种决定文化导向的力量所造成的。每一想及此事,真是令人悲从中来。我已入耄耋之年,一无所求,但是想到我们的后代,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你是我的知交挚友,这些话也只有和你一吐为快了。
  王元化口授
  二○○五年三月二日

林毓生复王元化

虽然无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个人的感觉是,韦伯的悲观,看来是要不幸而言中了!

元化先生道鉴:
  前几个月收到您三月二日来函的时候,当读到上海美术馆举办的“清园书屋笔札展”留言簿上有人写道:“某某某及其女友某某某到此一游”,或画上一颗心,“某某某及其女友共同签名”,不觉哑然失笑。这些年青人不自觉的低级趣味所呈现的文化庸俗化现象,在港台的年青人身上随处可见(当然,也有例外),在那边,大家好像已经见怪不怪了。
  目前塑造年轻人“无意识”与“无品味”的最大力量,是媒体的与政治的炒作。各国制度尽管不同,许多年轻人趋向享乐,趋向低俗的情况,大同小异。我本来以为欧洲历史比较悠久,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对于人性物质化及动物化的浸蚀,应该比较能有较大的抗拒力。但,事实不然。欧洲文明世俗化,物质化与动物化的程度,有些地方比美国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非西方文明,一旦遇到了史华慈先生遗笔中所指谓的当代西方“排它性物质主义的宗教(the exclusive religion of materialism)”,虽然各地反应有些不同,但都显得招架无力,其精神传承都被这股强劲的力量排挤了。(伊斯兰教的势力范围,看来反西方的力量似乎很大。事实上,他们反西方的劲头与物质生活的贫困和封闭,很有关系。那些受到资本主义经济较多影响的地区,如黎巴嫩,就不怎么反西方,其人民的生活反而变得相当物欲化了。——恐怖分子的情况暂且存而不论)
  全球化的经济,一方面给世界各地的许多人带来了生活的改善和便利;但,另一方面,各地互通有无的经济,使得整个世界变成了市场,一切以赚钱为目的,精神、境界、格调、品味当然都顾不到、谈不到了。
  人在资本主义笼罩之下,只有异化之一途。早期马克思,受到了黑格尔的影响而形成的这项对于资本主义病态的理解,确是看到了真相。不过,他后来提出的解决办法,却是建立在历史具有进步性的假设以及科学主义的迷信和乌托邦的想像之上,则显得太过天真!就十九世纪以来的历史来看,进步与退步是同时向相反方向进行的。自然科学、工程、医药等与时俱进的同时,人文与社会生活明显地是在退步!马克思思想无法解决问题;针对资本主义产生人的异化问题而言,世界上其他思想家也都尚未能够提出真正有效的解决办法来,人类正处于“无解”的状态!(适当、有效的思想还需要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配合,才能真正解决问题。不过,思想终究是不可化约的诸多相关因素之一)
  我的看法,并非我的发明,基本上是从韦伯的思想推演出来的。韦伯之所以比马克思深刻,主要是由于他对人类的未来感到悲观。所以,他不可能陷入一厢情愿式的天真。悲观使他无法想出解决问题的办法来,可也不会制造学说,带来灾难。从韦伯的观点来看,资本主义所主导的社会,其最大的特征是,它赖以发展的“工具理性”* 有自我推展至极致的内在动力。这种内在动力排斥一切阻挡、抑制其推展的思想、文化、道德、社会素质,使它们无法产生效用。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的社会之中,大家为了赚钱,会绞尽脑汁,想方设法,以达目的;至于这个目的是否是理性的,是否应该有所节制,由于资本主义本身自我喂养的特性,是无所顾及的。
  因此,“工具理性”愈发达,“价值理性”愈萎缩。结果是,用韦伯常喜征引德国诗人Friedrich Schiller的名句来说,“世界不再令人着迷”(“the 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一切均可用“工具理性”来处理,人间的活动自然均将物质化、动物化了。
  韦伯所形成之资本主义的异化观,其所以比黑格尔、马克思的异化观更为深刻,恰恰是因为他认为它本身没有自我超脱的能力。异化了以后只能继续异化下去。这样的异化最终切断与“超越”的联系,而人的精神和呈现道德与美的品质的境界与格调,必需与“超越”相联系才能有源头活水。而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异化观,由于深信“正、反、合”的逻辑,则蕴涵了自我超脱,甚至自我超升的能力。
  虽然无人能够预知未来,我个人的感觉是,韦伯的悲观,看来是要不幸而言中了!
  这封信起草了几次,都不能成篇,主要是因为想到人类的未来,心情甚为沮丧,而自己除了肯定韦伯,也并没有什么新意可陈。当然,韦伯处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当西方文明灿烂的正午刚过,但却已开始露出败像的关口,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看到过什么是真正美好的东西,另一方面,却也已看到了西方文明自我消解这些美好东西的内在骚动,且其势头看来已无可抑止。虽然韦伯是悲观的,但他并没有把话讲死。这显露出他心灵中“软心肠”的一面。对于那些美好的东西,就这样完了,他毕竟感到心有未甘。所以,他说:“没有人知道未来究竟谁将在这个“资本主义所造成的”铁笼里生活;没有人知道在这个惊人的发展的终点,是否会有全新的先知出现;也没有人知道,将来会不会有老观念与旧理想的伟大的再生。”不过,韦伯接着说:“倘若上述两者都不会出现的话,那么将来是否将是一个亢奋式妄自尊大情绪掩饰下,机械的僵化世界?关于这个铁笼之内文化发展的最后阶段,也许的确可以这么说:‘专家们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却在自己的想像中以为它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文明水平。’”
  写到这里,想起先生信中说:“……大约是十年前,我被出版社拉去到新华书店签名售书。我出乎意外地发现,那些读者都是在人生、文化上有着追求的,他们的求知欲很强,品味也比较高,决不像展览会留言簿上所反映的那么无知、低级、庸俗。仅仅前后不过十年,这里的文化衰败和人的素质下降就这样迅速……想到我们悠久的文化传统,倘听其毁于一旦,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
  先生信中所说的,除了受到前述被西方文明所支配的普世现象的影响以外,当然还有国内的特殊原因。两者加在一起,情况比西方还要严重。您对未来大概也是感到悲观的。您的文学兴趣与品味是在莎士比亚与十九世纪的西欧与俄国文学,正与韦伯的很接近。您的悲观也是与韦伯的精神相通的。所以,虽然悲观,仍有“实在是于心难堪此劫”的浩叹!
  在这“排它性物质主义的宗教”日益猖獗,将逐渐席卷世界的时候,个人所能为力的,实在相当有限。我看只能把份内的事情尽量做好,友朋之间相互慰藉而已。
   此 祗请
道安
毓生敬上
二○○五年六月三十日


  *“工具理性”是对照着“价值理性”而言,它是指:运用理性寻找达成任何目的的最有效的工具或手段。“价值理性”是指:价值(如真、善、美)本身是理性的,所以有其自我存在的理由,无需其它理据来为其存在辩解或维护。
  **在中文世界有关韦伯的著作中,这个诗句常被译成“祛除迷魅”。这样的译法并非完全错误。它是指人间事务经过“工具理性化”以后,巫术之类的东西不会再产生吸引力了。然而,这样的译法,把韦伯的意思弄得狭窄了;未能顾及“工具理性”双面刃的效果。它一方面,使得经济发达,科技进步,以致巫术之类的东西不再迷魅人类;另一方面,它却也切断了美好事务底“神圣”或“超越”的源头。所以,我按原意译为:“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编者的话]
  王元化,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杭州大学名誉教授,现居上海;林毓生,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美国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校区历史系教授,现居台湾。
  元化先生有感于书作展出时观者的留言,病中口述一信致毓生先生。后者从学理与历史的层面予以回应,试图探究文明的世俗化、物质化、动物化,及其社会历史原因。本刊希望,两位前辈由于当今社会精神、境界、格调、品味的缺失而产生的焦灼,能引起更多人的同情与思考。
  以此通信为开篇,《财经》杂志新辟“文人信札”专栏,意在追求思想、情趣及文体的原生态表达方式。此后将陆续刊发各类有知、有识、有情、有趣、有益的书信,望各界人士不吝赐教。

任志强太可耻 利益集团不但可耻而且可怕

 

 中国经济时报   郭之纯   

       著名房地产大鳄华远集团总裁任志强近日撰文,对开发商遭受社会一致声讨的现状表示极大不满。他援引马克思《资本论》里所写的“人 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这句话为论据,认为开发商争取自己的利益既不是可耻的事情,也不是错误的,并由此推及“利益 集团”一词,称该词不应成为贬义词,表示“坚决反对用开发商是个利益集团作为批评的理由和原因”。(《中国经济时报》10月12日)

   单从字面上分析,任老板说的或许确实符合逻辑。“无利不起早”,人为自己的利益谋划确实是正当的事情。但是,利益不可耻,并不能 推导出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同样不可耻——“君子爱财”固然没错,而关键还在于要“取之有道”。正如人们单纯谋生不可耻,但若以欺骗 抢劫偷盗等方式谋生就很可耻一样。现在的房地产商人也即被人们诟病的“房产利益集团”,追逐利益时遵循的又是怎样的一种“道”呢?

  许多信息已经证明,当前的房地产“利益集团”中,并不是只有房地产商人这一个角色,绝大多数的房地产项目开发过程,也基本上不是 房地产商人的独角戏——许多房地产商人为了追逐利益,不仅勾结了权贵,而且诱奸了学术。他们因为在GDP方面的巨大贡献成为某些地方 官员的座上宾,也诱使一些专家积极投靠,摇旗鼓噪,几乎成为“售楼小姐”。可以说,在当前的房地产“利益集团”中,普遍有着权、学、 商这三种角色。

   当然,如果单纯只是这样,还仍然不能被称作“可耻”。问题的关键是,在权、学、商合谋的态势下,这个房地产“利益集团”的利益冲 动已经极大的膨胀,推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房价上涨潮。近些年来,由于房地产价格不断蹿升,许多购房者,已经几乎要终生为一套房子打工— —更有些人,即便终生打工也已经无法买得起一套稍微像样的房子。而即便如此,他们却基本上没有什么抗争的机会,甚至连话语权也没有, 如同被置于刀俎上的鱼肉,只能忍受宰割——这样的局面,当然已经失去了道德上的合理性。此时,人们认为这样的房地产利益集团可耻,或 许还是远远不够的!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周其仁教授近日撰文,对“房价问题其实是个政治问题”作了充分的论述(10月10日《北京日报》)。若从周其仁 教授的逻辑出发,当前的房地产“利益集团”不仅有可耻的成分,甚至还是可怕的——因为这个“利益集团”的利益满足,竟然是以公众不良 情绪的积蓄乃至社会公平的流失为代价。对这种不独要挟经济,甚至还破坏政治稳定的“利益集团”,人们又怎能不提起警惕,一致声讨!

   所以,虽不能说所有的利益集团都可耻,但也决不是所有的利益集团都不可耻。很多事实表明,当前社会中,可耻的利益集团实在是太多 太多,并且不只有房地产领域有所体现。如10月13日媒体上的另一则重磅新闻——药品第17次降价政策遭遇“肠梗阻”,仔细分析之下,其原 因也在于此:阻碍药品降价的罪魁祸首,当然是那些大大小小的“医药利益集团”。可以说,既得利益者任志强老板以争取利益正当性推导出 “利益集团”不可耻,其实是在偷换概念,愚弄公众,无视常识。

   有人曾总结道,当今社会有一道独特的“景观”:专家现身售楼现场,摇唇鼓舌,越来越像商人;同时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 像专家。该事件,似是对这一总结的生动注脚,可以说,这一事件,让人们看到了“利益集团”打着学术幌子“无赖化”的程度——所以,不 仅不是“不可耻”,而且是太可耻。

October 03

“官煤勾结”正解

“官煤勾结”正解
田启林 李其谚/文    《财经》杂志    2005.10.02 17:30
【网络版《财经》每周特稿2005/9/26-10/2】

政府应当借治理矿难频发、制止“官煤勾结”的时机,加快煤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

  9月22日,是国务院要求政府官员从民营煤矿撤资的最后期限。
  此前一个月,8月22日,国务院办公厅向全国发出《关于坚决整顿关闭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非法煤矿的紧急通知》(下称《通知》),要求“凡已经投资入股煤矿(依法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除外)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国有企业负责人,自《通知》下达之日起一个月内,即9月22日前,必须撤出投资,逾期不撤出投资的,依照有关规定给予处罚”。
  “官煤勾结”再次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
  
潜规则与反腐败
  今年8月7日,广东省兴宁市大兴煤矿发生特大透水事故,造成了123名矿工死亡的严重后果(参见《财经》2005年第17期“追问兴宁矿难”)。事故调查组随后发现,当地部分领导干部在发生矿难的大兴煤矿中拥有相当大的股份;尤为引人注目的是,一名月薪仅数千元的警察,竟拥有大兴煤矿价值高达近3000万元的股份。
  据广东省纪委此后公布的情况,大兴煤矿“之所以置省政府的三令五申于不顾,长期顶风违法开采,与该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的个别领导和少数工作人员收受矿主的钱物、违规为其发放生产许可证、放弃监管密切相关”。
  兴宁矿难之惨烈,令其背后的“官煤勾结”之弊显得异常刺目。事实上,这并非广东所独有;在煤炭市场行情转暖的近几年,“官煤勾结”迅速蔓延并渗透于整个煤炭业,成为众多中小煤矿生存的潜规则。
  与此同时,矿难频仍也成为近年来煤炭行业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有关部门各种政策密集出台的同时,矿难频次及死亡人数仍然呈上升势头。
  据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下称国家安监总局)统计,今年1月1日至8月21日,共发生特大矿难事故33起,死亡951人,同比分别上升43.5%和134.2%;事故范围涉及17个省区市,其中山西六起,贵州四起,河南、重庆各三起。
  然而,兴宁矿难发生仅半个月后即出台的国务院《通知》,尽管本着“既往不咎”之处理原则,试图促使更多的官员主动纠错,实际效果却并不理想。
  据《中国青年报》的报道,截至9月22日,内蒙古无一官员撤资,甚至有官员宣称“宁不当官,决不撤股”。兴宁矿难发生地广东以及河北等地,主动撤资的也为数寥寥。
  9月26日,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最新情况显示,据贵州、湖南等九个省的不完全统计,共497人登记从煤矿撤出投资,其中国家机关工作人员325人、国有企业负责人172人;截至9月25日晚,27个省级单位向国家安监总局汇报了有关清理情况。
  目前,几个省份清理工作的最后期限已有所延迟。其中,内蒙古将这一日期延至10月10日,河北、河南也分别将撤资的最后期限宽限至9月30日和10月10日。
  “官煤勾结是腐败的一种具体表现形态,打击官煤勾结就是在反腐败。对于这项工作,我们要有做长期而艰苦的斗争的思想准备。”国家安监总局新闻发言人黄毅告诉《财经》。
  
“官煤勾结”何以畅行
  “官煤勾结”并非煤炭行业的新问题。山西省代省长于幼军9月19日在部署打击非法违法煤矿专项行动电视电话会议上表示,“‘官煤勾结’具有长期性、复杂性、顽固性和隐蔽性,严厉打击非法违法煤矿,牵涉的利益关系盘根错节,阻力很大,难度很大。”
  “官煤勾结”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党政干部和执法部门的国家工作人员以多种形式参股分红,和矿主结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二是收受矿主的贿赂。参股分红又以“干股”为多,即并无实际出资行为而持有的股份。
  由是,“官煤勾结”具有相当的私秘性——官员即使直接投资,也多以家属的名字登记,有的干脆就是化名;而“干股”几乎不会登记在册,一般是在煤矿主的名下——所谓“你知我知”,高度默契。清退工作的实际艰难程度可想而知。
  在“官煤勾结”中广受指责的,除了“官”,还有“煤”老板们。据煤炭行业人士介绍,“官煤勾结”在煤炭产业向私人开放后出现,并日益成为普遍现象。在日渐高涨的对“官煤勾结”的批评声中,煤矿产权的放开渐成被抨击的对象——“煤炭业在完全属于国有的时候,从来没有过‘官煤勾结’,也没有这么多矿难……都是市场化惹的祸。”
  对此类诟病,煤炭专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副研究员钱平凡指出,“官煤勾结”并非祸起市场化改革,问题恰恰是市场化改革进展缓慢、没有到位所致。
  中国的煤炭行业长期处于垄断状态。1996年,国家确定了“矿产资源属国家所有,实行有偿开采”的原则,矿业权市场化改革由此上路。但是,资源市场的真正放开不仅仅是允许矿业权流转,还应构建以市场为主导的资源价格形成机制。由于《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出台仅两年,以及相关政策的缺失,矿权一级市场仍然处于扭曲状态,从而导致二级市场的真实市场价格难以形成。
  2003年,全国新设立采矿权2.44万个,是当年通过二级市场转让而来的近60倍。由是,更多的矿权转让以非市场价格进行,定价多处于“灰色地带”,寻租行为相应而生,且愈演愈烈。
  “如果(采矿权)都以公开招标的做法进行出让,‘官煤勾结’就不会如此大行其道”。钱平凡认为,正是当初国有煤矿从国家手中获取资源是以非市场化的、行政划拨的方式,低价甚至无偿,才导致“官煤勾结”盛行,一些私人资本以很低的代价进入需要高投入的煤炭产业。
  
出路在市场改革
  矿权一级市场难以形成,与煤炭行业的现状紧密相关。我国煤炭行业呈现高度两极分化的产业布局。一极,是以“小、散、滥”著称的小煤矿;另一极,则是大型煤炭企业国有资本“一枝独秀”。国有煤炭企业尽管近些年进行了公司化改革,部分优质企业海外上市,但总体而言,大型煤炭企业鲜有外部资本进入,重组改制迟缓。
  中国能源研究会研究员吴钟瑚分析指出,煤炭资源的开发需要一个严格的准入制度,如技术、管理条件和资金实力等的要求。目前这方面的制度还不完善,国内的矿权审批很多带有随意性。而待准入以及安全监督制度等建立健全后,国家面临的就是如何确保有效监管的问题。
  钱平凡则认为,国有资本的退出,将有利于政府部门在监管职责上的清晰,腾出手来抓安全监管和环境保护,制定煤炭资源的合理开发规划;且可以通过出售股份换来的资金,解决国有煤炭企业安全历史欠账的遗留问题。
  除了有关部门的“清退令”,为治理“官煤勾结”,一些地方政府近来再度启动针对小煤窑的全面治理,其中不乏以行政手段对其强行关停者。对此,有专家建议,应启动以产权改革为标志的全行业深层次改革,以市场的手段实现煤炭产业的优胜劣汰、合并重组,实现煤炭安全生产的治本求变,从而有力斩断“官煤勾结”。
  市场化手段的合并整合和以行政手段人为做大,虽然都可以使煤炭企业在形式上“变大”,但两者的实际效果并不相同。
  在市场化并购活动中,尽管可能出现“蛇吞象”式的中小型企业收购大型企业的案例,但是,政府可以较为客观地对收购者的各个方面进行评估,包括安全生产水平;国家安监部门也可以对企业提出较高的安全生产要求。当它收购了效益不好、安全设施较差的其他煤矿时,也会致力于提高后者的安全生产水平,因为一旦被收购者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将会影响到整个集团的生产。
  反之,以行政手段为主导的合并重组,尽管收购者的规模较大,但其经济实力、生产效率、安全生产水平却未必较高。此外,行政主导的整合多以地域来划分,政府和地方安监部门对于收购者的各项要求,包括安全生产水平,可能因此大打折扣;收购主体貌似庞大,却并不能降低安全隐患。同时,这种人为的捏合,其结果往往是“换汤不换药”,无论对收购者还是被收购者,在各个方面——包括安全生产水平,都不会产生明显的影响。
  “官煤勾结”导致的后果是无监管,所警示的也恰恰是政府在安全监管方面的职责所在。政府应当借治理矿难频发、制止“官煤勾结”的时机,加快煤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从而使“官煤勾结”失去土壤,使煤炭企业真正实现有效益的规模化。■

(本文刊于10月3日出版的《财经》2005年第20期)

上海纵火逼迁案凸显拆迁黑幕

上海纵火逼迁案凸显拆迁黑幕
戴维 田启林/文    《财经》杂志/总142期    2005.09.19 10:06

屡有大型开发商以旧城改造为名,在获取地块时免交土地出让金,之后再将地块转为土地储备项目,不许原住民回迁。那些原本用于“鼓励居民回迁”的回迁安置房,则被拿到市场上卖高价


  8月23日,上海市第一中级法院对上海城开住宅安置有限公司(下称上海城开)三员工纵火逼迁案作出一审宣判,以放火罪判处杨孙勤、王长坤二人死缓,判处陆培德无期徒刑。
  案发时,杨任上海城开副总经理,王、陆二人系公司员工。法院判定:今年1月4日,杨孙勤授意陆培德,以放火手段恫吓乌鲁木齐路麦琪里住户朱水康一家搬离;同日,陆培德即指使王长坤具体实施。1月9日凌晨,王将汽油泼洒于朱家底楼楼梯处,点火引燃后逃离。大火旋即烧至三楼朱家,致使年逾七旬的朱水康夫妇被烧死,朱的儿子朱建强及妻女三人从天窗逃至屋顶,躲过一劫。
  朱家两位老人因被逼搬迁而罹难,群情激愤,社会各界惩凶之吁不绝于耳。判决书称,事发后,三名肇事者分头联络,欲隐瞒真相。1月31日,王长坤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拘;2月4日,陆培德亦因涉嫌寻衅滋事而被刑拘。陆在拘留期间,主动供认指使他人放火逼迁事实。检方随后再将杨孙勤拘留;之后,2月24日,以涉嫌放火罪将三人正式逮捕。
  在此案侦查期间,上述三人均承认犯罪事实。但在一审庭审时,王长坤当庭翻供,否认曾接受陆培德的指令,并否认放火。其律师为王作无罪辩护,并称王在侦查期间的有罪供述是侦查机关诱供、逼供所致。杨、陆二人的律师则作有罪辩护,杨强调自己在下令逼迁时,再三叮嘱陆“注意安全,不要造成人身及财产损失”;而陆则辩称其向王长坤下令时也反复强调“采用放把小火冒冒烟的办法,但不要出事”。
《财经》获悉,一审判决后,三名被告均提起上诉。在上诉状中,除王继续作无罪辩护,杨、陆二人亦全盘翻供,杨否认曾向陆下达指令,而陆否认曾接受杨的指令并向王下达指令。
  案情自此全盘逆转,真相究系如何,尚待二审审理结果。
  
一场大火
  9月2日,《财经》采访了受害人朱水康的儿媳周莉。周一见记者,即激动地说:“我公公在抗美援朝的时候都没有死,现在却这样死掉了!”
  “那天是1月9号,我女儿做功课做到11点,后来我们就睡觉了。我睡到半夜,听到公公在隔壁叫我老公‘阿强!阿强!’我被叫醒后闻到烟味,很快发现公公叫的声音很凄惨。我起身拉灯,灯没亮;再去开门,发现门外火头已经蹿得很高。我赶紧把女儿叫醒,这时候房门已经倒下来了,门边是女儿的书柜,也跟着烧起来。我老公也跟着起来,这时屋子里全是烟,眼睛都睁不开,我女儿就叫:‘妈妈啊,我气透不出!’我们只能从天窗往屋顶爬,瓦片在抖,柱子也在抖。当时我就在想,今天我们不是摔死就是烧死了!”周莉回忆起当日情景,犹在眼前。
  “后来我们就在屋顶喊救命,幸亏有人路过,他打了119,同时叫来附近的一辆翻斗车,把我们从上面救下来。”
  消防队赶到时,朱家在三楼的房子已被烧毁,但两位老人一直未能出来。约40分钟后,大火被扑灭,两位老人被抬出来时早已没了人形。
  上海市消防局此后开出的《火灾原因认定书》认定,大火起于1月9日凌晨零时59分,过火面积约35平方米,火灾原因为是人为放火。《财经》获悉,此次酿成人命惨剧的“19纵火案”,已非上海城开首次纵火逼迁。此前一年中,官方统计麦琪里共发生火警火灾12起,其中至少五次已被查实系上海城开员工所为。
  除了放火恐吓,上海城开为了“加强拆迁工作力度”,还多次在麦琪里采用砸门窗、剪电线、堵锁眼、放煤气、撬楼板方式逼迁,并数次殴打当地居民。

回迁之惑
  麦琪里位于上海市中心区徐汇区,地处乌鲁木齐中路,曾是法租界,是中心城区难得的闹中取静之所。2001年9月,经徐汇区政府申报,麦琪里被列入上海市新一轮旧区改造地块。
  所谓“旧区改造地块”,是上海市政府推进旧区改造政策的产物。2001年2月,上海市政府制定《关于鼓励动迁居民回搬推进新一轮旧区改造的试行办法》。规定,开发商在“旧区改造地块”开发,可享受土地使用权低价乃至零转让,减免拆除公房补偿费、房屋拆迁管理费、工程质量监督费、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费等一系列优惠。相应地,旧区改造地块中动迁的居民,可实物安置或货币化安置,政府并鼓励其回迁,按原有居住面积拨付新房,若新房面积大于旧房,则回搬户只需补足差价即可入住。
  2002年2月7日,徐汇区属国有企业上海城开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城开集团),在徐汇区房地产交易中心以2.65亿元拍得麦琪里地块。6月,上海城开受聘徐汇区土地发展中心,进入麦琪里地块实施动迁。
上海城开系城开集团控股50%的子公司。杨孙勤个人持有上海城开5%的股份,陆培德、王长坤二人则各持1.4%的股份。
  上海城开进驻麦琪里后,当地居民在其下发的《麦琪里地块动迁基地告居民书》中发现,麦琪里地块虽被认定为“旧区改造地块”,但在安置方案中却未出现“申请回迁”一项。居民们要求查看“房屋拆迁许可证”,结果发现麦琪里地块已被定性为土地储备项目。
  原来,徐汇区政府在获得“旧城改造项目”批文后不久,即于2001年11月将麦琪里动迁项目由“旧区改造项目”变更为“土地储备项目”。麦琪里居民本来应有的回迁权就这样被剥夺了。
  个中关键在于,徐汇区政府以旧区改造名义向上海市政府申请,将麦琪里地块定为“旧区改造地块”。继而,徐汇区政府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既然是土地储备项目,则之后竞标得到此地块的城开集团无需承担回迁义务,可将所有新建住宅以市价出售,获取最大收益。
  《财经》采访获悉,上海屡有大型开发商通过上述方式牟利,典型者如周正毅旗下的农凯集团。
  农凯集团曾以旧城改造为名,在获取静安区一处4万余平方米地块时免交3亿元土地出让金,之后再将该地块转为土地储备项目,不许原住民回迁。于是,那些原本用于“鼓励居民回迁”的回迁安置房,则被拿到市场上卖高价。
  据知情人介绍,在麦琪里项目从“旧城改造项目”变为“土地储备项目”后,上海城开并未退还按优惠政策免交的7950万元土地出让金。
  一直以来,上海城开给居民们开出的迁居方案只有两个,一是搬迁到上海郊区徐浦大桥一带,一是给予货币补偿。居民们认为,搬迁到郊区,上班不便,各种公共设施也极不健全;至于货币补偿,以2004年的货币补偿单价标准计算,麦琪里小区的居民一般每家只有20至30平方米的居住面积,能够得到货币补偿也就只有20万元左右。而当地房产均价在2万元左右,这笔钱远远无法在同一地段购得相同面积的房产。
  正是由于麦琪里居民与开发商之间的回迁权之争,使得双方迟迟未能达成拆迁协议。

“不公”实质
  据《财经》采访了解,纵火案案发后,上海城开即通过徐汇区街道人民调解委员会与死者家属接触,并签订了调解书。双方决定采用非附带民事诉讼的方式,先行调解解决相关赔偿及补偿问题。之后,上海城开共向受害人家属赔偿200万元。
  到2005年6月9日,此案刑事部分启动。当天,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一分院向上海市一中院提起公诉,指控王长坤、杨孙勤、陆培德三人涉嫌放火罪。
  据麦琪里的居民介绍,上海市一中院一审判决公布后,死者家属朱建强一家三口曾再次带着死者遗像来到动迁工地,张贴文书,哭诉对强制拆迁和一审判决的不满,并当场与工地保安发生冲突,后被“110”带走。
  “这种案子,从法理上很难判断判决是否不公。”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刑法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韩玉胜对《财经》表示,纵火致人死亡的情况往往很复杂,一种是纵火人的目的就是要把被害人烧死,实际上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还有一种是明知道放火会导致被害人死亡,却放任这种情况发生,那么构成间接故意;最后一种是放火虽然是故意,但没有想到会把人烧死,则属于过失致人死亡。
  从麦琪里纵火案的一审判决来看,法院最终认定的应该是第三种情况。韩玉胜认为,既然如此,依据《刑法》第115条第一款的规定,“放火、决水、爆炸、投放毒害性、放射性、传染病病原体等物质,或者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判了两个死缓,一个无期徒刑,量刑标准其实也不算低,毕竟死缓也属于死刑。
  但是,为什么受害人家属会觉得判决不公,社会舆论也纷纷表示质疑呢?韩玉胜认为,一方面,“死缓”虽然也属于死刑,但除了“抗拒改造、在监狱中继续犯罪”的极个别罪犯,死缓两年后执行的都是无期徒刑;而无期徒刑如果再减刑,一般最短十几年,人也就可以出来了。这会令老百姓觉得犯罪人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另一方面是这个案件性质比较恶劣,属于老百姓常说“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那种。
  至于老百姓为什么会不满意,韩玉胜指出,表面上大家在说“判决不公”,实际上是在指责社会现象不公。如果深层次问题得不到解决,类似案件换一个形式还可能发生,“这才是最让人担心的。”韩感慨地说。
  由于三名被告均翻供并向法院提起上诉,此案如今变得扑朔迷离。
  记者9月初在麦琪里的案发现场见到,整个动迁工地已经全面停工,围墙高砌,铁门紧锁,惟余一条书有“安全文明、利国利民”字样的横幅飘在空中。■

本刊记者段宏庆对此文亦有贡献

珠海机场艰难重组

毕爱芳 田启林/文 《财经》杂志/总141期 2005.09.05 22:39 “先租后买”的合作思路,仍意在规避“政策门槛”   珠海机场或许终于迎来了生机?   8月26日,珠海机场与香港机场“马拉松式”的谈判终于有了结果,双方合作协议已递交中国民航中南管理局待批。   这份《关于经营管理珠海机场的框架协议》显示,珠、港两机场先期合作20年,香港机场交纳约2.6亿元专营费后,全面接管珠海机场运营,珠海机场不再承担机场经营和盈亏。在此基础上,香港机场与珠海市政府合资组建租赁经营公司,视经营情况逐步收购珠海机场股权,并承担其所有债务。租赁经营公司将由香港机场控股。   “先租后买”的合作思路,意在规避政策门槛。中国民航总局今年7月出台《国内投资民用航空业规定(试行)》,规定包括深圳、珠海在内九个城市的机场应保持国有或国有控股。此番珠、港协议若获批,意味着珠海机场历经数年的艰难重组终有一果,香港机场图谋华南市场也终于迈出实质性的第一步。   曾经作为珠海市“一号成绩工程”的珠海机场,自1995年通航不久即客流物流稀少,导致经营亏损,债务缠身。而香港机场作为国际航空枢纽,地位日益遭受中国内地及亚太地区机场的挑战。   为此,香港机场制定了“空桥”计划,2001年以来,香港机场管理局在深圳机场、珠海机场之间穿梭谈判,试图入股,谈判一次次达成意向,又一次次遇挫、落空。   珠海机场求生   珠海机场陷入亏损困境,与当年地方政府“大规划、大交通、大基建”的超前思维密切相关。   一位曾主管珠海招商引资及大型项目建设的官员接受《财经》采访时透露,1991年珠海机场立项之初,国家计委批准的建设资金不过2亿元,计划把位于珠海西区的一座小型军用机场改造成民用机场。   然而投资规模不断扩大,至建成通航时,上报珠海市计委并报经国家计委同意的建设资金,已膨胀至27亿元,且这仅是候机楼、跑道等机场本体的费用。若将医院、消防、航管楼等附属设施及附属企业计算在内,实际开支高达37亿元(参见《财经》2004年第10期“珠光讼案”)。如按珠海机场当时之招商资料,其总体投资规模更高达11.52亿美元,几近1995年珠海全市GDP的一半。   珠海市政府靠卖地收入支付机场主体建设费用,另外,大举对外借债。但是,用一位主管交通的官员的话说,由于与珠三角联结的对外交通网络不配套,珠海与珠三角西部“血脉不通”,新机场无法成为这里的“神经中枢”。   由此,这座拥有中国最长机场跑道和21个停机位的大型国际机场,在投入使用后不久便处于闲置状态。其月均客流量仅相当于原广州白云机场一天的客流,全年则不过香港新机场一周的客流。与1200万人次/年的设计客流量相比,珠海机场的利用率不足7%,货运总量不足设计量的1/60,为香港新机场货运量的1/220。   庞大的投资反而成为珠海市的沉重包袱,机场债务总额达到40亿元,债权人纷纷诉讼资产保全,珠海机场营运收入及诸多资产一度遭到法院冻结。不仅如此,珠海市每年还要耗巨资维系机场的正常运营。   为了盘活珠海机场资产,珠海市力推机场重组,前后与香港机场、白云机场、澳门机场及一些国际物流公司接触洽谈,但一直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2004年广州新白云机场启动后,珠海机场就更一点希望也没有了。”一位对珠海经济颇有研究的学者对《财经》说。   深港谈判落空   新白云机场落成投入使用,也令香港机场感到巨大压力。“当时正赶上‘自由行’开办,算下来每年有600万人次赴香港,一两百万人次赴澳门,客流大多在广州中转。投入运营当年,白云机场客流即达2000万人次,今年有望达到2500万人次——这种增长速度在全世界的机场中都是非常惊人的。”中山大学港澳珠三角研究中心教授郑天祥说。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冯苏宝则向《财经》表示,新白云机场的物流设施及布局都相当先进,并拥有广袤的发展空间,被定